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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未来:几次经典熊市回顾

历史告诉未来:几次经典熊市回顾

先说几句,回顾历史不是妄自菲薄,主要是转一些熊市的背景与经过.当前的市场更象哪一个另一个帖再说,即使是大熊市在大跌55%左右有也会有反弹,熊市也不是一次反弹都没有的,不建议大家过分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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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年美国华尔街大股灾

1929年10月21日    美国华尔街大股灾,道琼斯指数从386点跌至41点,跌幅高达90%

一次大战后,经过几年的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股市的疯狂和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中小投资者争相涌进股市。每天,人们热切地讨论着股票走势,小道消息满天飞。随着股价扶摇直上,华尔街陷入了狂热之中,电梯工、接线员和报童也和金融巨头一起玩起了股票。



危机已经悄悄降临,人们却没有注意到。1926年秋,在20年代的投机狂潮中被炒得离谱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首先被刺破了。然而,这丝毫没有给华尔街的疯狂带来多少警醒。从1928年开始,股市的上涨进入最后的疯狂。

1929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股票价格的高涨感到了忧虑,宣布将紧缩利率以抑制股价暴涨,但股票经纪商和银行家们仍在极力鼓动人们加入投机。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失去了冷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了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

崩盘前,9月3日,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在华尔街的金融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这句话被《道琼斯金融》发表。其实,这位先生在此前的两年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却只被人们当作笑谈,没想到这次竟一语成谶,千古留名。此话不久就传遍了全美国,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股市立刻掉头向下。

美国股市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10月21日的386点,疯狂跳水至198点,1个多月的跌幅高达48%,在经历短暂反弹后再度急转直下,从1930年5月到1932年11月,股市连续出现了6次暴跌,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跌幅高达90%。

尽管总统胡佛和有关的政府财政官员都出面力挺股市。但此时人们的神经已经异常脆弱,股市仍然持续噩梦般的暴跌。纽约数家主要银行迅速组成“救市基金”,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韦尼亲自购入股票,希望力挽狂澜。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人力已无法回天了。



这次股灾造成美国5000万人失业,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8812家银行倒闭,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生产停滞,百业凋零。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这一次股灾给人类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过火灾、洪灾或强烈地震的经济损失,甚至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

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涉足商品和股票投机,他也未能避开1929年的这场股灾,几近破产。和其他人一样,他不仅没有预料到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据说,凯恩斯毕生积累的财富,在1929年崩盘时遭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成为他心理上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不过,也有不少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及早从股市中脱身者之一。他对自己说,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呆在里面了。这个明智的选择使他提早撤出资金,为其家族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研究,这次股市崩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股市的过度狂热没有得到适时的引导,而融资买卖和定金交易使股市在卖压之下失去控制。二是当时美联储运用调高利率的错误货币政策,加速了股市的下跌走势。
  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对美国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1934年7月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理智的约瑟夫?肯尼迪被任命为主席。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认为这次大股灾是国际银行家们早有预谋的“剪羊毛”行动。由私有银行控制的美联储在1929年8月9日将利息提高到6%,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投机商们顷刻陷入资金陷阱,除了不顾一切的逃出股市别无出路。

这种说法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对于这场大浩劫,有少数人事先知道倒有些可能,或者说是先知先觉,如约瑟夫?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的身家经过股灾之后,从1929年的400万美元,增加到股灾末期1935年的1亿多美元,翻了25倍;伯纳德?巴鲁则在股市大崩溃前,就卖掉了所有股票转而持有国债;而亨利?摩根索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前几天则命令他的公司在三天之内卖掉总价值达6 000万美元的所有股票。毫无疑问,后来的结果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作为国际银行家们的智囊和精神教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此次股灾中竟也赔的精光?历史在其扑朔迷离的谜团背后,到底隐藏着些什么样的秘密?真的令人感到极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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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早的证券交易可以追溯至1866年,在香港开埠初期就已出现。

香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股票经纪协会于1891年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

1921年,香港又成立了第二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经纪人协会。

1947年,这两家交易所合并为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那时香港的证券交易主要由英国人管理,上市公司也多属英资企业。

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中资公司对上市集资的需求越来越大,香港原有的一家交易所已满足不了股票市场繁荣和发展的需要,1969年以后相继成立了远东、金银、九龙三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市场进入四家交易所并存的所谓“四会时代”。

1973年~1974年的股市暴跌,充分暴露了香港证券市场四会并存局面所引致的各种弊端,如四会竞争造成上市公司质量下降,四会各自独立运作造成交易效率降低,当局监管不易。市场投机成分过重等等。为加强对香港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香港当局从1974年起提出四大交易所合并的设想,1986年3月27日,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成香港联合交易所。4月2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开业,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并开始享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

香港联合交易所成立之初的香港经济环境其实并不宽松。当时,中英两国刚于1984年前签署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联合声明。虽然香港的未来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但是对于已经熟悉这块土地上旧有规则的很多香港人来说,原有的经济规则是否还能保持下去,成为他们对未来香港经济的最大担忧,恒生指数也始终在低位徘徊。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增强民众对港元的信心,将港元和美元挂钩。

1986年下半年,香港的经济开始起步。1987年10月1日,气势如虹的恒生指数冲上了3949.73点的高位,但是还没等兴奋的股民将自己挣到的钱捂热,仅仅18天之后,由于全球股市崩溃,香港股市随即下跌300多点。尽管联交所紧急停市四天,但等到重新开市时,恒指还是在一天内暴跌了43%。香港经济再次遭遇打击。

上世纪90年代后,香港股市开始受惠于内地市场的开放。1993年,青岛啤酒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被香港股民称为“红筹股”。而当时,联交所里最受热捧的股票就是来自于内地的“红筹股”。随后的1997年,更堪称香港股史上的“红筹股年”。据联交所的统计,1997年香港证券市场的集资金额打破历史纪录,全年集资超过800亿港元,其中逾九成为红筹国企公司所筹资金。

但是,还没等香港回归带来的股市利好让恒生指数在高位站稳,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席卷了香港。恒生指数一年之内下跌超过10000点,跌幅近60%,为此,特区政府不得不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购买港股以稳定证券市场。同时,中央政府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也成为香港抵御金融危机的坚强后盾。

但是,2001年“9·11”事件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2003年SARS的影响,还是让香港的股市持续低迷。2003年4月份以后,随着SARS影响的结束和全球经济回暖,大量外资开始重新流入香港市场。

2006年,继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之后,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也登陆香港股市。这些大型内地红筹股在香港的上市,给香港股市注入了新的动力。特别是工商银行在内地、香港共筹集资金191亿美元,刷新全球首次公开募股的纪录,同时也令香港去年全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超过3000亿港元,超越纽约,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证券市场。

以市值计算,眼下香港交易所在全球排名第7位,亚洲排名第2位;以融资金额计算,香港交易所在全球排名第3位,亚洲排名第1位。

海外几次典型股灾回顾2-1973年香港股灾

1973年03月09日    香港股灾,恒生指数从1774点暴泻到150点,跌幅高达91.5%

1973年3月香港股灾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后的第一次股灾,亦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

60年代末,香港股市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

1969年李福兆成立远东交易所,1971年3月15日胡汉辉等倡议的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1月5日由陈普芬等人创办九龙证券交易所成立,1970年1月20日由陈日新创办的亚洲证券交易所成立,从此四会并存的局面形成,并维持至1986年四会合并为止。可见当年证券及股票市场发展之炽热。

自70年起连续三年的股价大幅上扬,大大滋生了人们的投机心理,助长了投资者非理性盲目乐观和入市炒作。政府为冷却股市,曾出动消防员以防火条例禁止股民进入华人行买卖股票,即“消防员到交易所救火”事件。同时市场出现一些如“鱼翅捞饭”、“教师文员辞职全职炒股”、“鲍鱼煲粥”、“用老鼠斑制鱼蛋”、“用大牛(港币500元钞票)点烟”等疯狂现象,这些一度被认为是香港股市十年股灾周期的先兆。

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一路狂涨, 1973年3 月9 日升至1774点,比1970 年底上涨了7.4 倍。这时,股票价格已严重偏离公司业绩,股市下跌已成必然。



1970年代初期,香港股市進入了瘋狂的階段,由於香港政府監管不足,任何公司也可以隨便上市。其中,最典型的要属“香港黐線”。“黐線”在粵語中即是“神經病”的意思。

1972年,香港天線宣佈上市,雖然招股書內容清楚寫明︰「本公司剛成立,尚未開始經營...上市集資作研究和發展用途...對未來派息未能保證。」,但仍被股民瘋狂追捧。香港天線股票的定價為每股1港元,在上市當日已升至50港元,升幅達4,900%。

最后发现原来只要在大厦顶层竖上一根铁线,也就可以接收电视信号,并可粗略看到电视影像,事件更演变成国际笑话,随着1973年的股灾爆发,该股股价亦插水式下跌至停牌,最后倒闭清盘。

从1973 年3 月12 日起到1974 年10 月12 日止,受一些公司伪造股票被发现,香港税务局开征股票交易税和中东战争爆发引起世界性石油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多重影响,香港股市出现大崩溃,香港恒生指数一路狂跌,并在1974 年10 月12 日下探至150 点,和前期高位1774点相比,跌幅高达91.54%。不仅投资者损失极为惨重,而且香港经济和香港股市在此后长达4 年时间内一跌不起。



此次香港股市遭遇股灾,历时共一年零九个月,跌幅高达91.5%。数以万计的市民因此而破产,甚至自杀。當時民間就流传一個笑話,說青山精神病院裏也設有證券交易所,專為因炒股票發了神經的人而設,直到現在也未能證實此說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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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香港股灾

  1973年香港股灾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后第一次股灾,亦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恒生指数于一年内大跌超过九成,数以万计的市民因此而破产,甚至自杀。

历史

多间证券交易所成立

  1969年由李福兆先生牵头的一群华资经纪暗中筹备一间华人的股票交易市场远东交易所(The 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并于12月17日开业,由此开始了普罗市民参与证券及股票买卖,当时恒生指数于12月29日创下160.05当年新高,其后股市节节上升,1971年9月20日创下406.32新高位,不足两年上升1.5倍。

  其后两间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交易所先后成立,1971年3月15日由当时的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胡汉辉等倡议的金银证券交易所(The Kam Ngan Stock Exchange Limited)开业,1972年1月5日由陈普芬等人创办的九龙证券交易所(The Kowloon Stock Exchange Limited)成立,1970年1月20日由新界领袖陈日新创办的亚洲证券交易所在香港注册成立,并计划在1973年2月18日正式开业。为了阻止更多的证券交易所成立,政府公布《1973年证券交易所管制条例》(The Stock Exchange Control Ordinance),重罚经营未经认可的交易所之人士及抑制证券交易所之增加。至此四会并存的局面形成,并维持至1986年四会合并为止。可见当年证券及股票市场发展之炽热。

“置地饮牛奶”事件

  恒生指数由406.32调整至1972年1月27日的323.95后,继续扶摇直上,到年尾12月29日上升至843.40,不足一年时间上升1.6倍,其间多种现时的蓝筹地产公司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华资地产五虎将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隆地产、合和实业、大昌地产。当中以长江实业及新鸿基地产发展最为远大,前者后来多次挑战英资地位,后者超越置地成为全港最大型地产公司。

  1972年10月30日并发生香港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战:英资置地与牛奶公司主席周锡年爵士及华资地产商华懋王德辉争夺牛奶公司控制权,即所谓“置地饮牛奶”事件:置地以两股面值五元现金,交换牛奶股东手上一股面值七元五角的股份,双方于报章上作出广告战,一时成为市场焦点。

  市上又有传外资利获家集团利用香港市民对股市的认识不足,作出财技在市场制造炒风,即所谓“过江龙饱食远扬”事件。而由于当时对于公司上市监管不足,大量空壳公司上市混水摸鱼,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有“香??跌

  进入1973年,市场继续疯狂,于3月9日高见1774.96,于三个月内再上升1.1倍,政府为冷却股市,曾出动到消防员以防火条例禁止股民进入华人行买卖股票,即“消防员到交易所救火”。同时市场出现一些如“鱼翅捞饭”、“教师文员辞职全职炒股”、“鲍鱼煲粥”、“用老鼠斑制鱼蛋”、“用大牛(港币500元钞票)点烟”等疯狂现象,而牛奶收购战进入高潮,置地利用股民对股市知识缺乏,宣布一送五红股,当年股民没有“除息”、“除权”的概念,不知送红股实乃数字游戏,争相抢购,加上当年股票过户需时,冻结大量置地股份造成市场假象。当置地除权时股价调整至六份之一,再加上市场出现假冒合和实业股票,担心所持股票成为废纸引起市场恐慌。4月4日税务局突然在各大报章刊登“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纳利得税”,人心更加不安。 

  踏入1974年中东发生石油危机,香港实施灯火管制,和记洋行受到股灾波及,1975年9月,和记国际召开股东大会,董事局要求股东供股以解除公司的财政危机,但被汇丰银行所代表的股东所否决,而债权人则正循法律途径要求清盘。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董事局被迫接受汇丰银行的建议,由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控股权,汇丰银行成为和记国际的大股东,由“公司医生”的韦理(W. R. A. Wyllie)入主整顿。

  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下跌至150.11,跌幅达91.54%,只及1969年时的水平,而1774.96的高位则要待1981年的1810才略为打破,其后再跌回其下,要待1986年四会合并及推出恒生指数期货及引入外资经纪行才正式站稳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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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美国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    美国黑色星期一,一天内道琼斯指数下跌508点,跌幅高达22。6%

美国股市再度遭遇毁灭性打击。

1987年10月16日 (星期五)纽约股市经过夏季连创新高后,在当日下跌逾 91点 (约 5%)。但因时差关系,美国东岸时间较其他各主要金融市场迟开市。当纽约股市暴跌时,其他市场己休市, 并未被波及,甚至与纽约股市同步的多伦多股市也未受影响。

到了10月19日 (星期一),悉尼股市首先开市未见异动。香港时间早上10时, 香港股市准时开市,恒生指数一开市即受纽约影响恐慌性下泻120点,中午收市下跌235点,全日收市共下跌420.81点,收市报3362.39 (超过 10%)。
    受香港暴跌影响, 亚太地区股市全面下泻,效应并如骨牌般随各时区陆续开市扩展至欧洲市场, 并最终绕地球一圈回到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0月19日大幅下跌508点 ( 22.6%),创下近半个世纪来的最大跌幅。随即,这场股灾如同瘟疫一般传导至美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

10月20日清晨,香港联交所宣布10月20日至10月23日历史性地把股市及期市停市四天,以便清理大量未完成交收。10月26日,恒生指数重新开市后全日下跌1120.7点,跌幅达 33.3%,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单日跌幅。全月下跌 45.8%;

悉尼: 全月下跌 41.8%。

日本日经指数在19和20两天共下跌4446点,跌幅近17%;

19日,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11%;全月下跌 26.4%。

纽约:全月下跌 22.6%。

多伦多: 全月下跌 22.5%。

德国、法国等欧洲股市也大幅下跌。

与此相呼应,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出现大幅下跌。



除香港停市外, 其它市场都定下交易限制,舒缓市场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不断的恐慌性下跌和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事后金融界人士都认为这场股灾把当年过高的股价和市值一次性从市场中消除。

很多人在股灾后感到奇怪,因当日根本没有任何不利股市的消息或新闻,因此下跌看似并无实在的原因,令当时很多人怀疑是羊群心理、市场失败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或经济失衡引致股灾,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在1987年遭遇了他的“滑铁卢”。股市崩盘前,索罗斯认为市盈率高达48倍的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他更看好市盈率仅20倍的美国证券市场。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这一次索罗斯大胆而鲁莽的判断出现误差。首先出现大崩溃的并不是日本证券市场,正好相反,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几个星期下来,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在这场华尔街的大崩溃中,索罗斯总共损失了大约6.5到8亿美元,成为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但索罗斯仍坚持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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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

1989年12月31日    日本股灾,日本股市泡沫破灭

90年代初,日本股市遭遇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一次股灾。

1989年12月31日,日经指数达到了辉煌的高点38915点,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股市风云突变,股市出现跳水式崩跌。

到1990年10月份股指跌破20000点。

1992年4月1日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再降至14309点。至此,日经指数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3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宣告破灭。



日本股市暴跌后,经济学界把80年代末期日本由股市的狂热造成的过热经济增长称作典型的泡沫经济。股市遭重创后,泡沫经济也就随即破灭。这就是90年代世人所看到的日本现象。

1985年9月,西方5国财长在美国签订著名的“广场协议”,决定提高其它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此后几个月内,日元迅速由250升值至149。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逼迫日本继续下调利率很快,日本出现流动性泛滥。股市与房地产同步暴涨,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东京股市三年内上涨300%,房地产更加令人瞠目,仅东京地区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超过当时全美国房地产总值。日本金融系统已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然而,日本人“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毫无警觉。而美国金融家则动用新的金融核弹――“股指期货”来到日本,与日本保险业对赌未来指数涨跌。

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90年1月12日,日经指数顿挫。此后,日本股市暴跌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降,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衰退。吉川元忠认为,这场灾难的财富损失与二战战败后果相当。

更有人认为这是国际银行家击溃日本金融与经济的阴谋。吉川元忠所著《金融战败》,仅从书名即可看出很多日本人承认日本在这场国际金融大战中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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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台湾股灾



1990年02月          台湾股灾,由12682点跌到2485点,在8个月内跌幅高达80%

那场股市泡沫酝酿的时间是1987年到1990年,在1990年2月此前的3年间我国台湾地区,台湾股指从1000点一路飙升到12682点,整整上涨了12倍。

台湾的经济起飞成长快速,后来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10%以上,并且始终维持在两位数。台币兑换美元更从1比40升到1比25元,加上券商的执照开放等,都是热钱涌入的重要原因,当时房市和股市一起火爆。由于新台币的升值预期,海外“热钱”大量涌入岛内,在居民财富增长作用下,一时间台湾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当时,岛内可以说完全是资金泛滥,巨大的资金流贪婪地寻找各种投资机会,而股票市场就成为一个最大的“蓄水池”。股市的赚钱效应甚至让很多家庭妇女摇身一变,普遍成了阔太太。

短时间内指数从1000多点狂涨到12000多点。在当时大涨的过程当中,几乎可以讲所有的中产阶级资产增值都很好,开户的人数从五六万人暴增到600万人之多,做股票成为全民的典型运动。



台北股市用了25年的时间,也就是到1986年,台湾加权指数才越过1000点关口。但从此之后,股指便出现全球罕见的加速上涨。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台湾加权指数跃上2000点;随后的两个月内,指数又接连突破3000点和4000点整数关口。然而在台湾股市上演的这场“牛市盛宴”还远远没有结束,1988年6月,台指突破5000点大关,7月突破6000点,8月涨到8000点。

就在人们认为股市很快就要冲破1万点大关的时候,为抑制股市泡沫,1988年9月,台湾相关部门出台准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政策。也就是说,投资者从股市赚的钱要交税,这个大利空让股市半天折翅,指数从8813点连跌19天到4645点,几乎是腰斩。然而,由于当时台湾股市投机盛行,很多人都已经处于疯狂的状态,台湾有关部门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一“杀手锏”没有起多长时间的作用,台指就重新抬头,继续一路“高歌猛进”。
  在当时不管资金面、基本面、市场面或是心理面,多头力道并未宣泄完毕,股市连跌19天,在急速修正完后,却走出最后一波的强劲喷出,股市直攻万点关卡,也应验了“万关难过万关过,不过万关不回头”。

实际上,当时整个台湾股市已经处于狂热之中,当时台湾的一些行政部门,每天要等到股市下午收盘后才开始恢复办公,整个社会都陷入炒股狂潮之中。在一片疯狂的气氛中,台湾加权指数1989年上半年快速收复失地,到1989年6月创下9000点新高,并在随后的几天内如期突破一万点大关。到1990年1月,台北股市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创出了12495点的历史新高,当时市场乐观情绪的弥漫已经无法控制,人们普遍认为股指将很快突破15000点。
  这种前所未有的泡沫式疯涨,使得当时台湾股票市场已经变味,成为一个不产生实际价值的“赌场”,股市原本应该具有的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根本无从谈起。整个市场热衷的是投机,而不是投资,泡沫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牛市过程中,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人采取“扔飞镖”式的随机选股策略,都可以获得平均8.5%的月回报率,而一些胆子更大的人,如果使用当时还属于非法的融资融券工具,月回报可以很容易达到15%~20%。



90年代初日本股市的暴跌同样传导至相隔不远的台湾。1990年2月,台币升值已趋缓,同时贸易顺差也未再度走高,被视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为空头力量找到了借口。从1990年2月台北股市的最高点12682点,到止跌的2485点,在8个月内跌掉了10000点,跌幅高达80%。时至今日,台湾加权指数依然在8000点左右徘徊,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

整个台股从12000点回跌的过程当中,许多人屡次抄底,屡次套牢,套得越来越深。由于大家没有想到跌幅会有如此之深。从12000点回到8000点以下,有人开始进行买进,7000点买进,6000点买进,5000点更是买进,日后是一路跌到了2485点,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把牛市赚的所有钱都吐回了市场还不够。


  经过了一场空头的大洗礼之后,那些一度因炒股致富的富太太们也结束了很优厚的生活,该回去当家庭主妇的仍当家庭主妇,该去上班的又回去上班。一场大股灾让很多台湾股民认识到,股市并不是提款机。股市泡沫虽然造就了短暂的暴富神话,但最后却好像一场纸面上的数字游戏,最终还是两手空空,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很多台湾股民在经历这次股灾之后,也告别一夜暴富的幻想,重新回归平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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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
2008-5-30

目录:
一。危机概述:
二。危机成因:
三.危机爆发: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第一波冲击1997年7月起)
四.冲击香港,台湾:(第二波冲击1997年10月起)
五.扩散至东北亚:韩国,日本
六.危机深化:(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
七.索罗斯在香港遭遇滑铁卢:(1998年7月到年底)
八.危机蔓延:波兰、墨西哥、巴西、俄罗斯
九.危机后果极其严重
十.危机过后的思考与总结
十一.危机的幕后推手:
十二.索罗斯的攻击策略:
十三.香港金融保卫战:
十四.各国的态度:
十五.中国的作为:
十六.索罗斯其人:
十七.对冲基金的近期动态:



一。危机概述: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急速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飞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走向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危机还如同传染病一般蔓延至波兰、墨西哥、巴西以及希腊、俄罗斯等国,大量银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亚洲金融风暴上演成为一场具有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



二。危机成因:
    自1960年初起,东亚不到两亿人口之日本及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逐步发展出所謂“雁形经济发展模式”,以供应北美及西欧六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堪称奇迹。
1990年以后,东南亚进入和平状态。日本及四小龍,由于本国国內成本高涨,纷纷转向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由于欧美、日本及四小龙大量投資于东南亚,提供充裕的外汇,使东南亚各国经济成長率远高于其他区域。外资大量湧入的同时,房地产、股市等均呈现泡沫性上涨。
    当时,东南亚国家经济一片乐观,有人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很少有人能看到,这座沙滩上兴建的摩天大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并没有逃过老谋深算的乔治·索罗斯的法眼,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银行的奇迹。他首选的目标是泰国的泰铢。

然而,东南亚诸国仍沉浸在“东亚奇迹”的喜悦和梦幻之中,难以自拔。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就不知从何处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港。


    于是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一时财源滚滚。但人们并没有利用如此大量的资本来建设工厂,而是把它们投到了投机活动最活跃的部门,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 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供求严重失衡。而通货膨胀节节上扬,银行利率在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这就更是吸引了更多热钱的涌入。


    然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有人估计,截止至1997年6月底,仅泰国金融业坏帐高达8000亿到9000亿泰株(约合310~350亿美元)。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在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过为7.8%。在索罗斯看来,时机已越来越成熟了。


    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他不动声色地调集大量资金进入泰国以及东南亚,暗暗地准备着一场大战。



三.危机爆发: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第一波冲击)
    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气泡开始失去了光泽,并很快趋于破灭,外国投资者便纷纷抛售泰铢。索罗斯见时机已到,亲率国际金融投机大军,集中全力进攻建立在沙滩上的泰铢堡垒。一时间,泰国金融阵地发发可危,硝烟弥漫,其震动波及到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1月份,索罗斯量子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是大肆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在对冲基金气势汹汹进攻面前,泰国央行入市干预,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一方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息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暂时保持稳定。
    这一场针对索罗斯的反围剿行动,意在打跨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然而,索罗斯毕竟非同小可,他并不气馁,仍在暗暗积蓄力量,准备着下一波的攻击。



1997年5月9日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发布报告,調查发现全球有58家银行发生危机之比率极高,警告可能成為下一波经济危机之导火线。
    1997年6月9日IMF表示金融市场近期內可能发生全球性銀行危机。



5月份的时候,随着海外资金大量流出泰国,泰国开始资本控制。索罗斯们感觉到泰铢快要挺不住了。
而6月前后,索罗斯已下令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攻击的资金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

这是一次致命攻击,泰国央行只得退防,因为仅有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此时已经弹尽粮绝。6月28日泰国当局大刀闊斧改革金融业,强制16家金融机构歇业或合并。就在6月30日,泰国总理还在电视上向外界保证:“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两天后的7月2日,泰国央行被迫宣布放弃实行长达13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天,被外界认定为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开始。
    当天泰铢重挫16.4%,股市大跌7.9%。此后,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7月30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泰國接受IMF援助。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陷入崩溃。11月6日泰總理辭職下台,至1987年12月底,泰銖貶值65.92%。



索罗斯一言不发,后来干脆否认他是泰铢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至于索罗斯基金的总管斯但莱·德鲁肯米勒在泰钵贬值之后则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悦之情。大声宣布:“我们赢了!”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泰国政府完败,索罗斯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大获全胜。
气急败坏的泰国人一度发誓要将索罗斯绳之以法,抓回泰国判刑人狱。



在此期间,对冲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连锁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一一失守。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
    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到了8月份,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骨牌效应出现,东南亚各国接连发生货币大幅贬值,股市資產大量縮水。從1997年7月底至12月底為止,菲律宾比索贬值41.53%,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41.56%,印尼盾贬值61.14%。接著,经济体质较好的新加坡与台湾兩地的汇率亦貶了16.01%及16.29%。甚至有大陆支撐的香港股市、汇市亦遭到挫折。

1997年7月25日,咆哮如雷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骂闻名于世的大炒家乔治·索罗斯是东南亚货币受投机者狙击从而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
    8月15日,印尼被迫放弃固定汇率。



金融风暴也波及了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7月17日,手忙脚乱的希腊政府承认,他们不得不从国库拿出8亿美元支持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因为投机商纷纷打赌说德拉克马将下跌。
    7月19日,中部欧洲的“宠儿” ——捷克共和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取而代之以浮动汇率。
    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另一头也立即产生了反响: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感到了地震,它们的股市普遍出现了下跌,并且风传巴西货币雷亚尔将会贬值。就这样,拉美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圣保罗股票交易所的指数下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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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击香港,台湾:(第二波冲击)
10月下旬,国际炒家又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

“香港基本面当时没有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 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罗德里琼斯(RodneyJones)分析当时为何选定香港作为第二波冲击的主战场。
    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前的几年中,香港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隐现泡沫,加上长期实际利率为负,导致房地产投机盛行。1984至1997年,主要物业价格上涨12倍,由此造成的经济过热又导致工资水平和股市飙升。恒指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点升至16800多点,而在7月,恒指更是在一个月内,11次创历史新高,香港出现“全民皆股”的狂热。
    琼斯认为,一旦房地产和银行两方面泡沫破灭,股市随时会出现危险。事实上,房地产泡沫还造成经济环境恶化,使得生产和销售成本上升,香港通胀压力逐步累积,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港币在未来有贬值趋势。
    “而且我们当初认为维持住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高昂,我们认定香港特区政府挺不过去,”琼斯指出当时决定出击港元时,不看好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住联系汇率制度是主要原因之一。
    随后,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持续进攻。是役,宏观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期市联动造市,全方位发动了对于港元的立体式袭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抛空港股现货,并于此前后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沽售期指合约。

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也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恒生指数4天之间就从16000多点狂泻了近6000点,股市濒临“崩盘”!
    10月20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大约是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点;28日,下跌1621点,跌破9000点大关。跌幅累计达35%。与此同时,香港十大富豪估计共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恒生指数持续暴泻,跌势之猛、损失之巨,震惊世界。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重回上万点大关。



五.扩散至东北亚:韩国,日本
    接着,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
    1997年10月21日东南亚金融风暴向东北亚扩散,除香港股价、汇率遭重创外,韩国货币贬值加重企业汇兑损失(世界第一大企业起亞集团倒閉),金融危險四伏,11月7日韩元直貶15%,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
    从10月底起韩元持续下跌,股市跌幅也超过40%。

在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大企业纷纷遭殃,又连累了一大批为其生产配套设备的中小企业。企业的大量倒闭使韩国银行呆帐和坏帐剧增,信誉大幅度下降,几乎已不可能到国际市场上融资了,到期应偿还的外债却越来越多。
    11月20日財經院長因拒IMF援助遭撤換;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2月IMF對南韩紓困550億美元,为历年规模最大的国际紓困方案。然而南韩債信(外債2000亿美元)继续下降,而股市汇市再度重挫下跌。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1的低点。

泰铢与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泰国、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
    日本银行在亚洲的债权額于1996年达1186亿美元,佔国际主要銀行未索回貸款總額3671億美元的32%,單就泰國就佔其中的53%,這意味著金融風暴的情況惡化會造成對日本的打擊。
    日本个人和企业投资者损失了很多资金。由于日本货币贬值的幅度在30—50%,所以日本获得的日元利润也减少了40%。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剧了已持续了六七年的日本银行危机。
    1997年11月日本野村證券集團的三證券公司宣佈破產倒閉,為二次大戰後第一家在日本倒閉的證券公司。另北海道拓殖銀行宣佈營業權轉讓給北洋銀行。著名的山一證券公司累積虧損240億美金而申請停業。長期信用銀行(LTCB)下的日本租賃公司今(87)年9月27日聲請破產,負債超出山一證券的2兆日圓負債,竟達2.18兆日圓,為日本戰後最重大的破產案例。日本政府公佈經濟振興方案,并減免個人所得稅。
原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愈益恶化。

至此,东南亚金融风暴已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六.危机深化:(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
  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
    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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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3)



七.索罗斯在香港遭遇滑铁卢:(1998年7月到年底)
  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阶段。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第二天的7月2日,正巧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开始日。此后的一年当中,金融危机陆续于东南亚及东北亚各国相继引爆,同时,索罗斯率领的国际炒家连续对香港发动了三次金融攻击,获利不小,但均未能摧毁港元。

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的第四次进攻,成为这次危机的高潮。



那场几乎使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度陷于崩溃的战役在8月5日打响。5日至7日,对冲基金抛售的港元高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动用外汇储备接下240亿港元,其他银行也接下46亿港元,金管局还将接下的港币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缓解同业拆息率飙升,保持了港元及利率稳定。

据测算,防守战的头两天,金管局承接了约300亿至400亿港元,远远超过当年财政年度预计的214亿港元财政赤字,而对冲基金抛出的港元,也接近头一年10月冲击港元时的规模。最初几日,对冲基金在汇市上未曾得手。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在股市上也燃起战火,由于投资者忧虑港元继续受冲击,港元拆息扶摇直升,加上已公布中期业绩的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恒生指数8月6日一开市就下跌近100点,随后一路走低以全日最低位7254点收市,下挫212点,跌幅近3%。随后几日,对冲基金借机猛砸股市,恒指最终跌破7000点大关,至8月13日跌到6600点,大量沽空期指合约的对冲基金斩获不少。



1998年8月10日至13日这四天,对冲基金继续在汇市冲击港元,同时又大肆沽空期指,抛出股票,借市场恐慌之际从资本市场牟取暴利。但这一阶段,表面看起来疲于应付的香港政府却正在计划着一场大反击之战。

由于准备拿出来反击对冲基金的是约96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这是全体香港人多年辛勤劳作积攒下的家产,被看作是保住香港经济的最后屏障,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复衡量。

终于在8月14日,在这场攻防战中一直处于防守的香港特区政府最终选择反击。



“要问香港这一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当时一度怀疑香港特区政府的干预是否能有效,因为时机和战术的选择至关重要。现在看来,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出手的时机选择非常好。”十年后,琼斯回忆起那一天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决出手时,仍表示出相当的敬佩。



14日是周五,一周来连泻不止的股市到周四已经跌近6500点,处于近5年来的历史新低,市场极度沉闷,投资者在无奈中猜测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还会创出什么样的新低。但这一天一大早,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反击行动却已悄悄铺开。

股市开市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指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期货,恒指全天上升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港府14日出手的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恢复稳定。

据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在8月14日至28日的两周内,政府吸纳的股票约有1200亿港元,相当于当时整个市场7%的市值,这些股票后来全部交由香港特区政府的“盈富基金”管理。

“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非常坚定,他们的时机选择得很好。”琼斯总结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时称,“我们当时犯了错误,我们必须快速纠正。“



香港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

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直接入市干预对国际炒家予以坚决反击,也令这一批对冲基金知难而退。回忆当时经过两周惨烈交锋后决定撤退时索罗斯的反应,琼斯很平静地表示,“撤出的决定也很坚决。”

不过索罗斯撤退后,对冲基金给香港金融市场带来的动荡还在继续。1998年10月20日,香港股市再次下跌,21日恒生指数下跌765点,22日又下跌了1200点。23日,对于港元前景的担忧使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飙升,21日仅为7%的隔夜拆息一度暴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挫,跌幅在这一天高达10.41%。

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27日,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恒生指数再度狂泻1400多点,跌幅达13.7%,报收于9059.89点,当天的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

此时,“伟大的交易员”索罗斯再一次掉转枪头,“1998年8月,我们卖空亚洲股票,但到10月份我们很快地改正了错误判断,我们买入香港等地的亚洲股票,尤其是我们买入韩国股票。”



10年之后,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德里琼斯(RodneyJones)在谈及最终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的失败经历时,语调平静地说,“我们(当年)犯了错误”;而对于外界质疑港府干预市场之举,他反为其辩护,“如果港府再有迟疑,整个金融市场很可能全面崩溃。”



当年作为特区财政司长的曾荫权事后承认自己在抗击亚洲金融危机时“哭了”。

回忆当年各大银行门前出现的一条条挤兑的长龙,他说:“就是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怎么办?......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如果做错了以后,这个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这个是最苦的时间。”



八.危机蔓延:

危机还如同传染病一般蔓延至波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大量银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亚洲金融风暴上演成为一场具有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

1998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俄罗斯经济,俄股市、汇市猛泻。之后不久,巴西金融市场持续动荡,汇市和股市大泻。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动荡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已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



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九.危机后果极其严重

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人民资产大为缩水。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共挤垮银行56家,致使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了70%。

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均受重创,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而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



其二,东南亚金融危机终结了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使亚洲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


  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国家政权不再稳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于是,泰国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了,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政治不稳定,破坏了亚洲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此前,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后来由于金融危机破坏了这种稳定,引发社会波动,差点危及到各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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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危机过后的思考与总结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期暴发,顷刻之间,震荡亚洲,波及欧美,危及全球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亿万资财倾荡而尽,多少富豪沦为赤贫,股市汇市波谲云诡,经济世界分崩离析...
    泰国由雄心勃勃的猛虎,变为病虎,上千亿美元化为乌有,由从不向世界金融机构举债的国际新星,沦为开口乞要1500 亿美元的国际乞丐;马来西亚总统降尊纡贵,一改首相风度,破口大骂金融大鳄索罗斯;菲律宾每况愈下;印度尼西亚的币值莫名其妙消失了三分之一;新加坡经济晃动不已;香港股市一度暴跌,台湾外汇储备大幅减少,缅甸风雨飘摇;这场风波像病毒一样,猛烈冲击了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使美国市场进入敏感期,伦敦市场亦咳嗽不止。



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国家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金融安全——不只是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强盛,离开了强有力的金融体系的支撑,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产业帝国,其足下也不过是一片暗流涌动的沙丘。


  今天,回望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引发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破坏之深,仍令全球为之震惊,且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给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创伤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



金融的开放和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十年前那样的深重危机,导致金融灭顶之灾的恰恰是缺乏开放的制度设计,并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从这些事件中,至少有两点依稀看得清楚:
1。一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是由一些更深刻、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因素决定的。
2。对市场深刻的感悟和相应的谋略足以颠覆一国经济,足以敌挡亿万资财。
    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经济常识和理论,可以说是业已过时,或者说是毫无用处。



人们终于意识到,资本的力量在危机中的影响是种不容疏忽的力量。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发展,资本流动愈加频繁。相对政府的力量,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过强。在双方博弈中,资本逐渐占据上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流动逆转。所以,如果任由资本恣意流动,不断膨胀,对其力量没有足够认识并采取防范措施,将后患无穷。



同时,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国际资本市场都是一丝不苛和富有洞察力的法官,它们所寻求的是经受得住市场考验的投资。

第一、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第二、所谓资本主义新的“黄金时代”是多么地脆弱。第三、股票或有价证券的投机如此猖獗,使股市已变成了风险极高的交易市场。第四、政策上的不稳定会给市场带来不祥之兆。第五、日本仍无力拯救亚洲的经济危机和领导那里的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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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危机的幕后推手:

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这场风波,由东南亚金融风暴始,逐渐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最终上演成为一场具有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

而货币危机最终也演化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人们开始反省:谁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谁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政客们怒目相向,学者们口诛笔伐,矛头一致对准了国际投机炒家乔治·索罗斯及其旗下的的量子基金。



事实上,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游荡的,除了索罗斯这个金融大鳄的量子基金以外,还有朱利安·罗伯森的老虎基金,以及梅里韦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等等,这些都是世界著名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这是一种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买空卖空、风险对冲的投机工具。它的威力,比传说中的食人鱼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HedgeFund)意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原指广泛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保值的一类基金,现今指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模式。

1949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有限合作制的琼斯对冲基金。近年来对冲基金发展迅猛,成为了一股实力强大的国际游资。其特点是没有明确的投资方向,以短线为主,大量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在全球市场上频繁流动,寻找各种获利机会。其操作手法灵活多样,具有高投资回报率,但风险较高。一旦这类基金得手,失败的一方会付出重大代价。著名的对冲基金有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及朱里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它们都曾创造过高达40%至50%的复合年度收益率。



●量子基金

量子基金(QuantumFund)是全球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由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旗下经营。该基金设立在纽约,但其出资人皆为非美国国籍的境外投资者,以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该基金注册资金仅400万美元,经过30年经营,1997年末资产总值已增为近60亿美元。

量子基金投资于商品、外汇、股票和债券,并大量运用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融资,从事全方位的国际性金融操作。其以强大的财力和凶狠的作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常常对基础薄弱的货币发起攻击并屡屡得手,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操纵对冲基金的金融大鳄们一般都拥有庞大资金,只要他们看准一个市场,就会纠集许多基金集中炒作。另外,它们可以在国际市场融资,由于杠杆的放大作用,可以在市场上撬动比它大几十倍的资产,所以一国政府即使倾其所有外汇储备有时也难以与之抗衡。



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游资是近年来形成的为数巨大的一股资金力量。据估计,总额已达1万亿美元以上,其特点是流动性强,善于投机;通过左右外汇、期货、证券等市场的行情获利。

在上世纪的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量子基金及其它对冲基金都扮演了狙击者的角色,从中获取了巨额暴利。当时墨西哥比索20天内极不正常地贬值40%,利率攀升,股市大跌,并波及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



对冲基金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操盘手法。国际投机炒家好比熟读《孙子兵法》的天才战略家,实施海陆空交叉战术,轻易就把一国的金融市场搅得天翻地覆。

以泰铢狙击战为例,投机炒家先集中大量泰铢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使泰铢造成贬值压力,货币当局为了支撑本币汇率,往往会在抬高货币市场利率——然而这恰恰中了炒家声东击西的圈套。因为利率提高,就会造成股市利空大幅下跌。而炒家早已料到这一点,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预先大量借入股票抛空,然后利用股票下跌时补仓,这样既可以把原先所借股票偿还,又可以赚一个很大的差价。这样还不够!炒家利用股市下跌又可以在金融衍生品市场大肆抛空金融期货,又可以大赚一笔。

正是以这样的手法,炒家同时在汇市、股市,以及衍生品市场横扫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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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索罗斯的攻击策略:

第一招:基本招法——高卖低买法:

简单的讲,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者是通过“高卖低买”的手段获取巨额利润的。

以此次投机为例,他们在东南亚国家大量抛售当地货币,迫使当地货币贬值,然后再将贬值后的当地货币买回。

因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基本是在当地流通,所以国际投机者大都是从当地银行大量贷出该国货币,抛向外汇市场,兑换美元等硬通货,待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以较低的价格购回,除归还银行贷款及利息外,还可获得巨额利润。以泰国为例,这次危机从24.4泰铢兑1美元,贬值至35.6泰铢兑1美元,这之间平空获得25%的暴利。



第二招:组合招法——立体投机法:

索罗斯采用的是立体投机的策略,并不是单一的只是外汇的操作。所谓立体投机,就是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金融投机。



第三招:加倍招法——杠杆加倍法:

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不断挤压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这些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那么,索罗斯们是怎么做的呢?

正如索罗斯本人所描述的“我们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5%的现金,另外95%的资金用借的;如果用债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钱,我们用一千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五万美元的长期债券……”。(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它们以自有资本做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料定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香港的做法,更是立体投机的经典例子。

    一般情况下,由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无套利均衡关系,随着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市场的诞生和发展,外汇即期市场、远期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衍生市场之间环环相扣,节节锁定,牵一发而动全身。

典型例子如1997年10月份以及随后几次国际投机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国际投机家先在货币市场上大量拆借港币,抛售港币,迫使港府急剧拉高货币市场同业拆息;货币市场同业拆息急剧上升引起股票市场下跌;同时引起衍生市场上恒生股票指数期货大幅下跌;恒指期货大幅下跌又加速了股票市场的下跌;股票下跌又使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经济和港币信心锐减,纷纷抛出港股换回美元,使港币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各个市场的连锁反应,最终全面扩大了投机家的胜利果实。

    料定对香港外汇市场发动攻击将引起连锁反应,国际投机家在各个市场上立体布局,一方面在各个市场加大赌注,为投机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旦投机成功即可全面丰收,为承受的投机风险匹配高收益。索罗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如果你把一般的投资组合像名称所显示的一样,看成是扁平或二度空间的东西,最容易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像建筑物,用我们的股本做为基础,建立一个三度空间的结构,有结构,有融资,由基本持股的质押价值来支撑。……我们愿意根据三个主轴把资本投资下去:有股票头寸、利率头寸和外汇头寸。……不同的部位互相强化,创造出这个由风险和获利机会组成的立体结构。通常两天——一个上涨日和一个下跌日——就足以高速使我们的基金膨胀。”(索罗斯等著《Soros on Soros》,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国际投机家进攻香港金融市场时充分运用了这种“立体投机”策略:首先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大量港币;在股票市场上,借入成分股;在股票期指市场累计期指空头;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利用即期交易抛空港币,同时卖出港币远期合约;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卫联系汇率;在股票市场上,将借入成分股抛出,打压期指……。综合看来,基于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立体布局”使投机家的风险暴露相互加强的同时更令杠杆投机威力和收益大增。

    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的话,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获得投机暴利。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

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炒家们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10%以上”。“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羊群心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收市时跌幅收窄,但仍跌去199点,报收6660点。其势与沪深股市2001年下半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天天响地雷,周周都下跌,“推倒”趋势震撼人心。

    在压低恒生指数的同时,国际炒家在恒指期货市场积累大量淡仓。恒生指数每跌1点,每张淡仓合约即可赚50港币,而在8月14日的前19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急跌2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10多万港币,可见收益之高!

海外几次典型股灾回顾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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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香港金融保卫战:

第一回合

8月13日恒指被打压到了6660底点后,港府调动港资、华资及英资入市,与对手展开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投机资本是空军要打压指数,港府是红军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家事先高位沽空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在低位套现。港府入市后大量买入投机资本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将价格由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24日的7820点,涨幅超过8%,高于投机资本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取得初步胜利,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

但金融狙击手们仍不甘心,按原计划,于8月16日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日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第二回合

双方在8月25日至28日展开转仓战,迫使投机资本付出高额代价。27日和28日,投机资本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8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最高交易记录。

    27日,8月份期货结算前夕,特区政府摆出决战姿态。虽然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据市场人士说,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

    同日,国际炒家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投机香港市场的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所以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将以失败告终。索罗斯虽然每次的动作都是大手笔,但从来不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元港币。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预计港府目前持有相当于香港股市2100亿美元总市值的4%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呈报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必须呈报;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终止扶盘行动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场人士预期的少。恒生指数下滑554.70点,闭市报7257.04点,全场成交总值仅66亿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历史新高记录790亿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资者原本预测该指数可能大泻15%。

    但投机资本并不甘休,他们认为港府投入了约1000亿港币,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资本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趁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这样,投机资本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资本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失败。

第三回合

港府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限制,当日恒升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同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的稳定,使投机资本的资金和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9月1日,在对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成交结果进行交割时,港府发现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逃脱。

    在此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港府在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力图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卫网络,令国际炒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声东击西”或“敲山震虎”的手段。具体而言,港府方面针对大部分炒家持有8000点以下期指沽盘的现状,冀望把恒生股指推高至接近8000点的水平,同时做高8月期指结算价,而放9月期指回落,拉开两者之间空档。即便一些炒家想把仓单从8月转至9月,也要为此付出几百点的入场费,使成本大幅增高。在具体操作上,香港政府与国际炒家将主要战场放在大蓝筹股上,主要包括汇丰、香港电讯、长实等股票。这些股票股本大、市值高,对恒生指数涨落举足轻重。以汇丰为例,该股占恒生股指的权重达到30%,故成为多空必争之股。

至1999年8月底,当时购入的股票经计算。帐面盈利约717亿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数又回升至13500点。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港府入市大获成功。据称,仅索罗斯就赔了8亿美元。

据说中国政府在背后利用手上的外汇储备大力支持港府。不过政府自己开的市场,自己也进去玩,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被格林斯潘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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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国的态度:

第一,关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起因以及索罗斯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东南亚国家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外国投机商操纵货币投机,甚至称这是西方国家针对亚细亚的一次阴谋。

然而不少国际级的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其中包括房地产过热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账,汇率政策不合理,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外汇储备太低,短期贷款和投资过多等等,是一些综合因素的产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苏认为,泰国的问题在1996年初已表现明显,如及早采取严厉措施,本来是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得以解决的。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称索罗斯是一个“白痴”和“纵火犯”。马哈迪尔首相指责索罗斯造成东南亚的货币波动,并呼吁本区域各国联手以颠覆罪加以论处。他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

而索罗斯则说:“马哈迪一直把我当作代罪羔羊来掩饰他自己的错误,而抱歉得很,我不能对此负起任何责任,因此他必须对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事情负起责任。”

他再度否认他是东南亚货币危机的罪魁祸首。他说:“我们只在外汇市场上扮演小角色,肯定不会起破坏作用,因为在危机爆发之前或危机爆发时,我们至少有两个月没有抛售任何零吉或亚细安货。”他甚至说:“在那段时期,除了作了一次1000万美元的泰铢交易之外,我们没有对任何货币进行交易。在那段时期,我们实际上是买入零吉,所以如果要说的话,我们是在做稳定市场的工作。”

然而不久之后,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中,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宣称,在汇市与股市中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港府必败。



美国副国务卿艾森施塔特针对《南洋商报》记者询问马来西亚首相要求美国政府考虑采取适当行动,以对付涉嫌在东南亚货币市场兴风作浪的大炒家索罗斯时说:若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在货币市场上取得推波助浪作用的。

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埃施魏勒说,投机者们“不是这场游戏中的恶棍”,是泰国政府自讨苦吃,泰国政府坚持固定不变的汇兑率时间太久,同时又忽视金融部门的彻底改革。

很多西方学者为投机者辩护,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目的。但近年来,索罗斯通过他的基金会在几个“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让人们有理由警惕到这条“金融大鳄”正悄然变成“政治恐龙”。



印尼外长阿拉达斯针对美国人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不负责任的投机客冲击东南亚货币,尤其是在东南亚决定让缅甸正式加盟的时刻发生,索罗斯对缅甸是心存敌意的,这之间难道存有很大巧合?



第二,关于金融危机后对当事各国的金融援助,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危机爆发后,日本官员正在力促成立一个能为这个地区摇摇欲坠的经济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的亚洲基金会,尽管它的领导人在如何使用基金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而一些日本官员担心,这个国家在如何让这个基金会发挥作用方面犹豫不决,表明了东京缺乏显示自已在全球居领导地位的能力。美国以及历来对日本保持警惕的一些亚洲官员怀疑,东京是在利用这一建议,试图重申自已在亚洲的支配地位。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希望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会感到担心。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反对新基金会具有这种独立性,称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它规定的条件。但是一些亚洲领导人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之间有一种他们认为存在的关系,担心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将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富的国家,但日本官员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他们既担心这可能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又不愿得罪亚洲邻国。日本官员表示,不能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援助条件的紧缩财政措施的国家是不应该得到贷款的。东京的许多人现在声称,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有将这个基金会的领导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第三,对于金融危机后各国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国际社会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相关国家还被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所困扰。

法国的金融问题专家克里斯蒂昂·德布瓦西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平息金融市场(它们对港元的脆弱性感到担心)动荡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共产党中国要保证港元不出问题”。



11月12日伦敦经济学院经济预测中心的研究员阿利斯泰尔·巴尔说:亚洲垮掉,但是排除了全球末日到来的可能性。他说,韩国顶住亚洲市场灾难的能力是防止出现全球市场危机的关键。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处于危机第一线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注定要放慢,预料美国和欧洲都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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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国的作为:

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东亚的经济强国日本及韩国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国台湾也未能幸免。这场灾难却在中国的国门边香港给停住了。这让有些人不解,论经济实力,日本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多。

有人认为那是中国不够开放的缘故。



但中国能够那么幸运,也有人归功于朱镕基。

早在1993年和1994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意识到中国经济过热及泡沫问题。当时股市高涨,通货膨胀急剧增大。1993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14%,1994年则高达21%。当东南亚各国还沉寂在经济增长过快的表面繁荣假象时,朱总理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最强硬的手段,进行行政干涉。1993年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以铁碗之力,使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
     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房地产,广大股民和上市公司。他把晕了头的中国股市从高处拉了下来。1993年2月上证指数为1558点,而到1994年7月,股市下跌到325点。于是有人骂到,现在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朱市。然而正是这样,使中国股市的泡沫被早早挤掉,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朱总理的良苦用心。



1997年,索罗斯看到了东南亚经济快过速发展所造成的泡沫,他联合了华尔街的几个大的投机基金,结集了超过220亿美元的资金,以泰国为第一个开刀对象,狂赌东南亚各国货币贬值。结果是各国货币应声下跌,外资以急速逃离,银行相继倒闭。20年辛苦一朝化这空。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强国,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各国之危,竟然放任日元贬值。这一下,加速了国际游资的炒作力度,使各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而日本自身也吃了大亏,本来就疲软的经济,多年后才回过气来。

索罗斯预计中国为了与亚洲各国进行出口竞争,很可能会充许人民币贬值。而中国的货物出口多是经过香港口岸出境。因此瞄上了港币,大赌港币贬值。可是他却失算了。中国政府对外宣言:我们是一个负责的国家,我们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让人民币贬值。并同时给予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支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索罗斯在香港败得很惨。当中国政府高调宣布中央政府将会给予香港特区以任何支持,国际游资急剧撤走,市场行情大变,索罗斯本想观望一下,结果损失惨重。

中国政府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获得了东南亚各国家的尊重。


海外几次典型股灾回顾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6)

十六.索罗斯其人:

理财大师兼投机大王的索罗斯,同时又是倍受争议的慈善家,被美国副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形容为“国宝”。据2004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一项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索罗斯个人净资产70亿美元,排行第54名。



围绕索罗斯的财富进行的评论是很有意思的。有好事者计算,如果在索罗斯创立基金之初,就在他的基金中投入了1万美元,在每年的红利分配中,他又把所得加入到基金中去,那么,到了1993年,就可以升值为2100万美元。这个当初只有1万美元的人,就变成了千万富翁了。这真是一个诱人的结果。

而英国《卫报》则说,我们对亿万富翁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总是那些拥有像油田、船队这类资产的人;我们可以借此为自己开脱,或者说那些人真走运。可是,现在出了一个大把挣钱的人,这就使我们都不禁幻想着能在今年成为一个像索罗斯那么富有的人。



索罗斯是犹太人,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到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1984年他在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又于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现在他为基金会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和中部欧亚大陆,以及南非,
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也建立了其它较重要的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
    索罗斯曾获得社会研究新学院、牛津大学、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1995年波伦亚大学(意大利)将最高荣誉──Laurea Honoris Causa授予索罗斯先生,以表彰他为促进世界各地的开放社会所做的努力。

    索罗斯是LCC索罗斯基金董事会的主席,民间投资管理处确认它作为量子基金集团的顾问。量子基金在量子集团内是最老和最大的基金,普遍认为在其28年历史中在全世界的任何投资基金中具有最好的业绩。



他不仅具有商人的精明和猎人的敏锐,更具有哲学家的思辩。他在回应东南亚国家的舆论谴责时,只说了一句便使人们哑口无言:“如果不是我们,照样会有人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市场留有投机空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