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大裂变来了？（1）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 、 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总-书-记胡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加以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在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上述文章转自<<南风窗>>.

   记得10年前,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而国内,刚开始国企改制,工人下岗,许多人对前途充满忧虑.但事实是,任何对中国的怀疑和否定都被击碎,中国跨步向前,国力不断增强,经济不断跳跃增长.
     然而,现在不管国际还是国内,对中国未来充满自信,与10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套用股市里的做法,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足够清醒了?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

大概是他自己措手不及，错过了炒房，也错过了牛市。

南风窗　总是弄些很ＮＢ的东东，这篇没什么新意，国内的大改革已在进行中，大戏是政体改革，从主流媒体的风向看，国家高层改革的决心很大，最近一系列事件，中央对来自网络的民意高调肯定，疏导，胡总视察网络，高管网上见面会，央视新闻的大胆评论，中国最大的变革正在进行中

谁叫我们人多，劳动力供过于求就自然低廉了！而且地方政府为了追求ＧＤＰ和他们自己的利益白送各种资源，早就是正常现象了！有了网络可能太过压制民意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出现贵州翁安事件。省委书记道谴和撤消几个父母官实际上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主的进程！

这是个文人，而不是思考者。。。

人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很多，整体上几个台阶了。但是不能只回顾啊，不向前看啊，历史的列车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快慢。30年前有三十年前的手法，30年后钱多了，但是所谓的技术官员怎么好像那么儿戏呢？搞主权基金，投黑石，搞这个搞那个都被纸老虎给吃了？三十年全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真担心被他们败掉啊。

同意,理想状况...........我们的官员的道德境界回到毛爷爷时期的水准,改革开放的思想是现代的,国家腾飞矣.

舆论监督的风雨苍黄
范以锦《财经网》 　[2008-07-11]  共有 7 条点评

“主流媒体”要发挥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我于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前七八年在“左”的禁锢下办报，后30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其间目睹了“报上无批评，尽是莺歌燕舞”的情景，也经历了从禁锢到开放的大转折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舆论监督起起伏伏，但总的走势是从优良传统恢复到立体式舆论力量的形成。我们应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问题，决不能在新兴媒体发展的阶段，弱化“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禁锢到开放的亢奋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版面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有批评报道，“假大空”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才真正回归到其真实位置上来。改革之初，我们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任《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常在农村 采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恢复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题为“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左”的倾向。
　　稿件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而是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种人会种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是两种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但没有发言权。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想不通，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说，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劳动，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因而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展开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是有些地、县、公社领导就是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对此，时任南方日报社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理直气壮予以回应。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在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他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谈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优良传统恢复后的舆论监督提升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中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
　　为什么说是优良传统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初，也将党报的批评当做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尽管如此，当时，《南方日报》却曾因批评报道一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其实，自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成了《南方日报》当时的口碑。那么，《人民日报》为何还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批评呢？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引发批评的导火索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押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八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对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又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没有去抵制、去反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负责人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中共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做得还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反右”之后，批评报道少了。后来紧跟着又有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在这种大形势下，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个“不”字就有可能垮台。当然，各地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当环境比较宽松时，批评报道又悄然有所恢复。比如，纠正浮夸风时，《南方日报》等报纸又寻找机会开展舆论监督，上级党委也强调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指令《南方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批评报道。8月28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主要是表扬好的，但是也要有适当批评，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揭露，这样才有战斗性。”尽管这样，批评报道不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到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的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啊？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的话题，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当属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之列，但到了“文革”也不容存在，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主流媒体”监督功能不应弱化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不断提升。为什么说提升呢？因为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批评报道不只局限于事实本身，还有一批深度报道。那时，《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第一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当年，读者和业界对《南方日报》有两个评价，一是政策宣传做得好，二是批评报道搞得好。批评报道强化了《南方日报》的权威性、战斗性，成为了《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
　　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其在惩腐倡廉报道中做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揭露的一批以权谋私，令不行、禁不止，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然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1990年12月23日，广东省纪委再次来函勉励《南方日报》，并“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得到提升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时代，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
　　第三个时期的舆论监督不仅实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而且媒体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
　　而今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尽管最终“主流媒体”也可能参与并形成合力，但顺序往往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传统媒体跟进——“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
　　形成这种“模式”的原因何在？网络相对自由，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声音的环境比较宽松，先进的技术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而“主流媒体”大多属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强势媒体都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禁令”很快就到位。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完全不受约束呢？问题是我们有些地方“禁令”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的“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出来了。
　　传统“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成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搞好舆论监督的经验，发挥“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应有作用，不能甘当新兴媒体的配角，更不能缺位。■

　　范以锦：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同时刊载于7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文章的作者看到要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敢说话,不过这样的人在国内可能会被蒸发.

[ 本帖最后由 股坛费德勒 于 2008-7-13 22:52 编辑 ]

引用:

原帖由 股坛费德勒 于 2008-7-13 22:37 发表
文章的作者看到要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敢说话,不过这样的人在国内可能会被蒸发.

你可别胡说了，南风窗和南方都市报ＮＢ的比这多多了，在去凯迪看看，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在逐步放宽中，按照你的说法凯迪早就该关门拉．这个帖子说的东西早就被大家讨论Ｎ久了一点新意都没有